关于徐氏的族源问题

关于徐氏的族源问题

徐自强

    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全国还成立了一个最庞大的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笔者也是最早的参加者之一，并担任一定的职务，做了一些工作，有了一定的收获。故此，有些宗亲就认为在“血缘”上，我们（徐氏、徐族）也是古代炎族，黄族的后代？！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得深一点，这是我国古代大一统（尤其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的结果。大家常说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只能从政治上理解。自从古代炎帝族、黄帝族成为古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以来，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最大， 人口又众多，活动地域也辽阔，时间又长久，所以很久以来华人都公认他们是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样做，其意义也是很深远的，尤其是在团结中华儿女、海内外华侨方面，意义更为重大。
    但是，我们编宗谱、族谱，从血统上清理传承系列，是否都一律要从“炎、黄”算起呢？我认为不一定。真要这样做就更不妥了。其最大的不妥之处，就是混淆了“血统”。笔者认为：徐氏（徐族）与炎帝族、黄帝族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血统关系。为什么这样说？笔者有如下的认识和考证，现提出来与各宗亲研讨，也可能这完全是错误的，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就算一家之言或个人之所见吧！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了解中国古代氏族、家族的形成开始，要讲明古代中国氏族、家族的发生与发展，就必须涉及中国古人类的出现、婚姻制度及其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议论就从此开始吧！

1、先民生活的环境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那么我们祖先出现的环境和生存的条件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我们的祖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亚洲东部的神州大地，其地形地貌的基本特征是：西高东低，北寒南热，四级阶地（一般说法为“三级”）独具特色，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江河自西向东注入大海，暖气由北至南而益增高，这就是生我养我中华儿女的伟大母亲——神州大地。它是天地日月在亿万斯年的运行中形成的，是伟大母亲给我们创造的生活环境。
    所谓“四级阶地”又“独具特色”者，其第一级阶地是指中国西部之青藏高原，海拔多在三、四千米以上，面积二百多万平方千米。它可与南极、北极媲美，喻为“第三极”与“世界屋脊”。第二级阶地为中国中部之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以西之地区，包括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海拔500米以上的山脉、丘陵、盆地。第三级阶地为中国东部之松辽、华北、江淮等大平原和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低地和湿地。第四级阶地为中国东边之大陆架。它“沧海桑田”多次变换，在今天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在一万多年前的时期，是南北长1000多千米，东西宽约800千米左右的“桑田”（下称“桑田区”）。它与日本大地和亚洲、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连成一块，形成一片广阔无垠的大平原。这个高低错落冷暖有序的神州，成为我们（古代和现代）生存的乐园，成为古代先民生生不息、繁衍不止的母亲大地。

2、人猿揖别

    在这纵横捭阖的神州大地上，数百万年来上演了一场场一幕幕“猿变人”、“人变仙”（此“仙”指高度聪明才智之意），生动活泼、美妙异常的好戏。
    地质史中的上新世，大约在距今600至250万年之间。
    过去世界地址学家把地球地质史上的更新世（即第四纪）的开始年代。订在180万年左右，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经过中国科学院刘东生院士等一批科学家，对中国黄土的长期考察分析，并结合全球深海沉积、两极冰芯等的综合研究，提出了“第四纪”开始的时间应为距今250万年前后为宜。现在，它已成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和世界学者的认可。
    几百万年来，全球气候有过巨大的冷暖变化，概括起来说，在上新世与更新世时期约有28次小冰期，在此基础上又归纳出五次大冰期。第一次大冰期（大约在距今300万年前后的几十万年间）降临时，神州大地的第一级阶地，海拔高度大约只有1000-2000米左右，其它各级阶地也与现在有异。当时由于冰期到来，气温骤降，引起了自然界的一系列变化，植被中森林变草地，草原变荒漠，大量动物死亡或被迫向低地、热地迁移。在这种冰天雪地、茫茫一片的大地上，一些高级的哺乳动物，如古代类人猿等，失去了在树上谋生的条件与环境，被迫下到地上，去到草原中求生存。它们在长期的草原环境中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向人类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成为直立人；又在慢长的地上采集与狩猎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对天然石头和树枝棍棒等的长期使用，又逐渐地学会了制造最原始的第一件石制工具。以此为标志，一批古代直立人变成了会制造工具的“古人”。
    在神州大地上，这种古人的代表（或称东亚最早的直立人），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巫山人”。“巫山人”1985年在长江中游三峡地区、属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的一个洞穴中发现。该洞现在的海拔高度830米，时代距今201-204万年。它已不是只会直立行走的人，而是已会制造石质工具的真正的“古人”。当时的三峡峡谷地段，位于秦岭海沟以南的扬子台地，地势比现在低平。这一批最早的“巫山人”他们住在山洞里，生活于洪荒中。他们与巨猿为友，以几十种植物，120种动物为食，使用粗笨的石质工具，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是神州大地——中国人类的第一代祖先。
    与此同时，在非洲南北长达六千多千米的大峡谷里，在第一次大冰期的环境中，不断抗争的类人猿，也在相似的条件下，在非洲演化出了第一批真正的人类，开始了他们的生息。

3、蓬勃发展的古人类

    巫山人或东亚直立人在神州出现以后，在大小冰期与间冰期交替演讲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间冰期的优良环境发展壮大自己，经过近200万年的生息繁衍，陆续演化出大批的人群。据上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其中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可例举以下。如：
    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出土的建始人、湖北郧县人、云南元谋人、蓝田陈家窝人、北京人、南京汤山人、安徽和县人、山东沂源人、辽宁金牛山人、河南南召人、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重庆奉节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广西柳江人、云南丽江人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建国五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觉中所发现的文化遗产，仅属旧石器时代者，就达1100处。它们分布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二、三级阶地为主的洞穴遗址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5万至14万年左右），其人口数量据人类学家按人口反算规律测算，这时人口全球总数约在100万左右。神州大地之中国以三分之一计，也应有30万上下。

4、沧桑之变

    中国地形地貌的第四级阶地是“沧海变桑田”的主要涉及区。在第四纪末期，正当先民们在神州大地上欣欣向荣地前进之时，“天有不测风云”，地史上的第五次大冰期（中国叫“大理”冰期）又降临了，时间大约是距今7.5万年至1.4万年左右，其中尤以3万年以来之时期最为严重。这次冰期是地质史上历次冰期中最严重的一次。平均温度比现在低5-7℃。当时北方的北京石景山等地，海拔高度不过几十米，已是冰川盖地；南方温暖之庐山也成为冰雪之山。在这种温度下降，气候寒冷的日月里，中国东部大陆架（即第四级阶地）“沧海”再次变为“桑田”（下称“桑田期”），海拔负150米以上的海水全部退去，只有大陆架东缘的大陆坡与太平洋相连，从白令海峡—日本岛群—黄河、长江口岸变成一片无垠的“桑田”。森林不见，杂草丛生。寒冷迫使植被变种，大量的动物南移动东迁。居住在神州大地，尤其是1-3级阶级的人们面对此情此景怎么办？在当时，这些抗灾能力很弱的先民们，虽有一小部分人群在不断牺牲的情况下，可在部分原居住地艰难度日，以求一生，可凭藉用火能力产生的余热和有限的食物维持生命，但对大部分先民来说，尤其是其中之老少弱者，只有迁移避难一途。他们从旧居的河流阶地、湖泊湿地、纷纷沿江河而下，到达新出现之“桑田”区。由于这里是一片辽阔无边的大平原，地势低，靠近大海，气候多属温带和亚热带甚至热带气候，水草丰美，动物、鸟类、渔蛤等均较丰富，故又成为先民们新的生存的乐土。

5、新时代之光

    先民们在“桑田”平原开始了新生活之后，在这里大约又过了一万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故人手大增，从而对“桑田”的开发，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在此期间，他们驯养动物发明了最早的饲养业；他们开荒种地、栽培植物，发明了原始的农业（点耕或锄耕农业）；他们制造原始陶器，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在这些原始经济、发现与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观天象、察日月、看地球的运行与动物、植物生长的关系，在积累了相当知识的基础上，发明了最初的“历法”。但是，先民们的生产力仍是低下的。技术是原始的，知识与智慧都是有限的，故对很多的自然现象都不能解释？所生疑问，也得不到基本的解答，因此，原始的宗教，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天空中日月等出没的探求。在那浩瀚无垠的天际里，人们每天所见所感的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就光明到来，温暖大地，一片生机；日落西山，则黑暗降临，寒冷袭身，茫茫一片，昏昏沉沉，难以度日。对此，他们恐慌，他们期盼，终不能解释。所以，他们在无奈之下，只好“奉敬”、“祈求”、自然崇拜、太阳崇拜、日月星辰崇拜由此而生，甚至变成操纵生存的图腾。同样，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熟悉的动、植物的崇拜和动植物图腾或图腾崇拜的出现，均是由此形成，如水中鱼、地上兽、天空鸟之崇拜并成为图腾就是如此。尤其对鸟的崇拜，更赋予它一种特殊的使命。因为它具有飞翔的本领，故可担任与天神（包括祖先神等）交往的任务，“神鸟”由此产生，“日中乌”也就出现了。
    先民们在古代生活中，一方面是不断的开化进步、智慧得到发展；同时，也是疑惑、，迷惘、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的加强。为了反映这一切，记录这一切，“桑田期”的先民们，可能已发明、发现或使用了一些符号与图形来作为标示物或作帮助记忆的工具。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例如在比较了彝（夷）族、日本人、印第安人，甚至“楚人”之后发现其中的古文化、古风俗、古人种等方面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可能即导源于此。由上述情况可迟，“桑田期”先民在各方面的进步，或者说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古人类结束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标志，是先民们在新时代肇始时期发出的第一道光芒。对创造了新时代之光的先民来说，虽已发明了原始农业与畜牧业，但生产活动仍以鱼猎为主，持弓射箭是其重要手段。其象形之符号为夷，弓矢相合即今“夷”字。其人群，笔者谓为“土著夷人”。

6、两点旁证

    对上述“桑田期”时，发出的新时代之光，有无证据呢？概括说，直接证据不多，间接证据不少。除去现今尚存于各种文化比较中之证据外，再举两点以供探讨。
    第一、关于《山海经》的问题。
    此书历代以来研究者甚多，古今都不乏其人，但一直未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一致的（或者说共同的）立足点。每个研究者均以今之地望对其加以猜测与比附，故难得一致之认识。其共同之立足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对中古哦神州“第四级阶地”上“桑田期”这一段历史之认定。《山海经》在汉代刘歆整编为一部书以前，原是《海经》、《山经》各自分别记述有关传说的内容的，是各自成体系的。共同点：均是记录“桑田期”时先民们所创造发明积累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甚至是各种原始宗教的情况。它们都是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去反映所见之大海与高山的。因此。该书中的很多内容，就不是仅从今之一、二、三级阶地的地望所能破译的。例如对“昆仑虚”的解释，今有学者提出：它首先是在今之山东“泰山”一带；然后，随着人群的西迁，才随之西移，将昆仑虚搬到西北之甘青，或者四川之西北，甚至西藏之帕米尔草原的。这种见解从“桑田”出发，以“桑田”作为立足点进行分析是合理的，但是如把“昆仑虚”认为一直就是在中国之大西北没有一个变迁过程，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同样，书中对“光华之谷”的记录，一些国外学者释其在北美州之“科罗拉多”大峡谷，站在当时当地的立场，它是东方最近的一个山谷，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以今之地望考察，它远在大海之东就不好理解了。甚至书名之由来也只有以“桑田”之处为共同立足点，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传说之源在共处之“桑田”。但在春秋、战国时，纷纷将有关传说记录整编成为“书”时，已是山、海分明能够，故初期整理者将有关现已为海区之传说，编为“海经”余者为大陆为山丘，则编为“山经”，并都按四方之位，再各自分为东南西北中（即内）等经，这是顺理成章之说。但如以今之一、二、三级阶地地望进行研究，则颇多疑窦。如“海”系指何处？是指国内现存之“太湖”、“鄱阳”、“洞庭”三大湖吗？！难矣。同样，书中之“昆仑神话群”与“蓬莱仙山神话群”，如初始都在东方，即今之“海岱”文化区，就容易理解；如认为一在东之大海，一在遥远之西方，这对当时的人群来说，无论是知识、观念或者智慧都难以达到。所以，通过对《山海经》之综合分析、全面研究，可以旁证当时之形式。同样，把《山海经》”称为“神圣”之书，其“神圣”部分，如将其与今已被迁往南方、西南方后，与当地实际条件结合，形成为“古族”之彝、苗、土家以及楚等。甚至岭南各地所保存至今之“巫傩文化”相较，也有某些相通之处。甚至与今之尚存之北美、中南美洲古老文明，如“玛雅文明”，秘鲁等地之“安第斯文明”都有类似的情况。
    第二个例子就是“桑田”之直接证据问题。
    这种事例在东方之“桑田”区，只有在日本岛上所出土之少数材料和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出土的“海峡人”等。在日本岛上，多次出土1.2万年前之陶器残片，1万年前之房屋均址等，可确证当时有人类居住，并系定居生活，但材料太少，难以从中窥视全局。但在今之地中海区却有明确之证据。当时地中海海域也是末次冰期形成之“桑田”，住有大量从欧洲阿尔卑斯山区迁来之人群，他们也发明创造了相当多的文化，后来冰后期到来，地中海被淹变成今之大海。面对此灾难，多数文化被淹没，存海底，少数人群则上迁至今天仍存之克里特岛，形成克里特文明。后来该岛附近之桑托林火山爆发，迫使人们迁往希腊诸岛形成今之“希腊文明”，又迁至罗马大岛，形成今之“罗马文明”。尤为可庆的是，由于以色列、法国等海洋考古学家的努力，于上世纪已在尼罗河口之地中海海内发掘出土了当时的遗址；在法国南部250米深的地中海内洞穴中发现了当时的岩壁画。时代距今二、三万年，这对地中海“桑田之变”可视为直接证据，但对东方中国大陆架第四阶地之桑田来说，只可谓为间接证据了。2004年9月得知美国罗德岛大学，将开办一个新专业——海洋考古。第一期招5名学生，学制5年，毕业后获博士和硕士学位。我相信，随着这一新专业的发展，中国海洋考古滞后的情况，一定可以得到改变，“桑田之变”无直接证据的问题，必将可以得到解决。

7、土著夷人之西迁

    此处之“夷人”，主要是指在“桑田”时期，于田猎畜牧经济中发展壮大的持弓射箭、或说在天穹下大地上持弓射箭（即“夷”字之象形）之“土著夷人”，与后来由西迁之“土著夷人”与当地人交流后新形成之古彝族、苗族、百越等南方古族和在北方形成之太昊、少昊、炎帝、蚩尤、黄帝族以及西方之氐羌等族均有别，不能混淆。
    正当“桑田期”在东方蓬勃发展之时，人类的又一次灾难降临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其谚一点不假。不过人类的发展，总是在与大小困难的抗争中前进的，这也可算是一条定律。末次冰期结束，冰后期到来，温度回升，气候变暖，冰雪融化，海平面骤然上升。大约在距今1.4至1.2万年的两千年中，海水上涨90米，使海拔负150米以上至负30米左右的“桑田”被淹，平均水深40米左右，今之黄海形成；大约在距今9千多年前，海拔负30米以上之“桑田”被淹，平均水深18米左右之渤海形成。我国东部之大陆架全变成今之“沧海”——即今天东和东南方之渤、黄、东、南四海。其后在距今7000年、6000年、5000年、4000年左右，随着气候之变化，虽都有大小不同之海侵与洪灾，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其结果与影响与“沧桑之变”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过去大冰期造成的灾害里，人类、先民以迁徙来挽救自己，并创造了新的时代之光；现在，间冰期又再次给先民们造成灾难，在当时先民们抗灾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也只有用迁徙来争取生存。于是，他们有纷纷向四面移迁；佳居“桑田”东部的人群，可能大部分沿白令海峡移到了美洲，成为今天“印第安人”之来源；日本岛及附近之人群则向岛上山地上移，成为今日本大和民族之主要来源；“桑田”西部之人则主要往西部平原和丘陵山地，分批分期移徙。他们主要沿长江、黄河西溯，同时也沿辽河北上，甚至向珠江、大同江进发。他们到各地后与当地的人群结合，并在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在新的环境里创造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与古国文明。
    具体一点说：沿长江西移之“土著夷人”一部分首先留在了长江、钱塘江下游、太湖平原或江淮平原一带，与当地文化结合，创建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甚至是北阴阳营文化、潜山文化等；上溯至鄱阳湖、洞庭湖平原与江汉平原之“土著夷人”，与当地文化结合创建了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再次西溯之“土著夷人”至四川盆地，与当地文化结合则创建了营盘山、边堆山、宝墩、三星堆等文化。沿黄河上溯之“土著夷人”。在山东丘陵等地与当地文化结合，创建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中原、晋南盆地、关中盆地之“土著夷人”与当地文化结合，创建了磁山文化、裴岗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后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以及甘、青等地之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沿辽河北上、西溯者与当地文化结合创建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土著夷人”虽以西移为主要方向，也有向北、南、东移者，不过数量较少而已。

8、古代民族（即氏族、部族或家族）之形成

    东方“桑田”“土著夷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其后，不断地大量西移，冲击着原在二、三级阶地居住之人群，他们或者与新来者友好相处共建新家园，或者也有局部之移徙。两种或多种人群相处，他们以各自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必然要产生与新环境、新条件相适的新文化。经过自9000年至7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后段，7000年至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进入了距今5500年前后至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不仅在二、三级阶地中的各大自然区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古代民族（即氏族与部族或家族与宗族），这些为新的文化交流与群落或尸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我国的传说史中，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反映历史进化与演变的内容，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它们讲的是古代人群对人类演进史的认识，从古代树居到下地生活，经过用火熟食、采集渔猎，知道农业耕种、定居生活的全过程，虽只是掠影，但轨迹是基本正确的。其二，是反映人类社会组织变迁状况的，如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三苗、彝、越、荆、楚、氐、羌、戎、狄等。这些人群关系的不断变化，分别形成了我国古代诸族。
    首先，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的原有人群与新移居的大量“土著夷人”结合，并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交流影响下，于重建家园之时，他们在此先后创建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古国文明，完成了由文化向文明能够的过度。在此基础上，该地区的人群在各个聚落群的基础上，以原始宗教和各种图腾为标志，形成了若干氏族与部落（即古代民族）。以日月崇拜为主，以鱼鸟等为图腾的人群，形成为伏羲、太昊、少昊、炎帝（帝字初为祭祀之意，无后起皇帝之意）、蚩尤等族。在大汶口文化中出土，并在苏北、皖北等地广为流行之陶虹文字，如“日火土”形如？之字，或“日火”形如？之字。有学者释为“炅”字。笔者认为：此符号可能即是“炎族”等之族徽。所谓“炎”、“吴”者即火火相叠，烈日爆晒或日从山上升起之意。
    其次，中原、关中、晋南之原有先民与西移之“土著夷人”相处，彼此文化融合，在创造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进步为其性较多的黄河中游之仰韶文化系统，但仍保持了日月崇拜，尤其是鱼、鸟等的图腾形象，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如“花”的图案、尖底瓶特色的生活或祭祀用器，形成了强大的“炎帝族”。其中在河南，以依、洛流域为中心的“炎帝族”之一部，利用地理位置居中便于四方交流，黄土平原，土壤条件良好，便于农耕等优势，发展生产，很快地进入“神农氏”阶段，并开始称霸中原，并将其势力扩张到了江汉平原等地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仰韶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半坡类型系统进步发展，势力强大后，则沿渭水上溯，进入甘肃南部与青海东部地区，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创造发展出新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以此文化为依托形成羌、氐等氏族与部族。在晋南以仰韶文化中之庙底沟类型系统，在发展壮大后，其人群逐渐沿汾水北上，到达晋北广大地区，他们与内蒙古中南部之阿拉善文化（主为二期）和自辽宁西部南下之红山文化相结合。二种人群、三种文化共同生居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北的桑干河流域地区，他们交流融合，形成了强大的“黄帝族”及其文化。他们以熊、龙、龟等为图腾。由于是几种文化的融合，故人口众多，力量强大，通过战争，连败炎帝族、蚩尤族、擒杀其首领，威振中原。从而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强大的以黄帝族为中心的大联盟（也可视为最早的方国联盟）。进入唐尧、虞舜的古国期后，就更啟开了华夏文明的新的古族融合之门，开始步入新阶段。
    第三，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有一翻新的情景。
    首次从“桑田”西移之“土著夷人”人群，在长江、钱塘江下游、太湖流域，与当地人群一起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并组成了古老的越族。继续西进之大量“土著夷人”群体，经鄱阳湖入洞庭湖，立足江汉平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他们与当地人群一起，首创了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并在与被黄帝族战败后南下之炎帝族、蚩尤族之余众，交流融合后，共同再建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一部分人群，又从三峡等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等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并与当地原有的人群结合，共同创造了营盘山、边堆山、宝墩等古代文化。这些新到的“土著夷人”与当地人群一块生存，共同交流，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区，适应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以古代巴、蜀、濮等古代民族，或有统称为荆蛮、三苗。这也是今天以江汉平原为主的楚族；以湘西北、黔东南、川东地区为主的土家族；黔南、滇东南地区的苗家和四川、云南的彝族以及今存的众多的兄弟民族之源。1956年前，今之彝族仍保“夷”字称为“夷族”。他们之中至今还能见到若干古代文化遗存，风俗民情和传说史影。可证他们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共同的根源。例如：⑴彝族、苗族古史中，都有从东方大金海和大海等迁来之传说；⑵彝族、楚人、日本人、印第安人等不仅有相似的人种，相似的原始稻作农业，基本一致的天文历法——原始的“十月太阳历”，而且还有若干相似的民情与风俗。这种相似与一致性，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能促成的，只有以他们曾经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去解释，才能比较合理与圆融。这个源头，就是一万多年前在“桑田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当然也包其时期之交流与移徙。

9、历史悠久的古“夷”文字

    古“夷人”的成就中还包括对古夷文字的创造。该文字可能萌芽于“第四阶地”的“桑田期”，其后在移徙过程中，分别为不同时期的“夷人”所使用，故各地均有其文字的遗存出土，其保存最完全、最多者，则是在现存彝族之古“夷”文字中。
    这种古夷文字，从它能破译建国五十多年来，大江南北各地发现的部分划刻符号或古文字情况，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和流传移植之轨迹。现在各地发现之古夷文字，很不平衡，时代有早有晚，数量有多有少，内容有繁有简，地点有东有西、有南有北，载体多为陶质。因考古发现有异地感的偶然性，各地保存之条件又不相同，故其损佚破坏情况也就有异。因此，各地所出古夷文字与迁徙之迹及时代前后，就很难完全一致。现以长江、淮河、黄河流域所出，以自东而西之顺序做一简叙，以见其中影响之迹。
    长江下游之良渚文化中，有些刻划文，行同古夷文。其中一例有六字，夷文释读，义为“十祭分立兴旺”。彝族正有七或九代行祭分支通婚之俗。时代距今约5500—4200年左右。长江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陶文可用古夷文破译。时代距今5500年。
    长江中游湖南澧县彭头山刻划文字，刘志达教授考为古夷文字，而且不是初创时的文字。时代距今9100—8200年。故刘先生说：“如加上刻符前的草创阶段，说中国文字（彝文）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发展史，也不夸张。”
    长江中游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有刻画符号，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所出土的刻划符号相似，也是古夷文字之一。时代距今6000年左右。
    长江上游成都附近之茂县、广汉、郫县、邛崃等地发现许多刻有文字符号的文物，这些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是同一文字系统。三星堆博物馆所陈列之古文字，彝文学者且萨乌牛能识大半，亦证其为古夷文。时代距今约4000多年。长江上游贵州威宁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刻的“夜郎王印”，其印文亦为彝文。
    淮河流域上游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刻划符号，为古一文。时代距今8500-7500年。
    黄河下游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龙山时代陶文11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天文学家冯时研究员用夷文破译其符号后指出：丁公陶文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它成组出现，字形结构完整，已具备了书面语的形式，这说明刻符显然是为记录语言而使用的。因此它已是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丁公陶文的基本笔画和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子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现在陶文多具的曲笔与弧笔在殷商文字中无迹可寻，同时，其字形结构也与甲骨文迥异。这意味着丁公陶文与殷商甲骨文之间明显缺乏发展的连续性，不可能是汉字的祖先。它可以证明“不论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夷族文化”。时距今4500年前后-4000年左右。
    黄河中游地区所传的黄帝时《苍颉书》和《夏禹书》，学者刘志一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它们不是“原始人的符号，而是古彝文祭文”。时代距今4500-4000年左右。
黄河中游关中地区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物中有22种符号，指出起意思为：开始使用彩釉工艺的盆、瓶、罐、碗、缸、翁堆，满仓库的众多产品是康若珍（姓名借音）一家，全家用去百日工夫生产。故此，李乔先生1980年在《民族文化》上发表《这是偶合吗？》的文章，提出：西安半坡刻符为古彝文的观点。时代距今约6000多年。
    黄河中游出土商周甲骨文，数量已达十多万片，单字已有4000多个，现在能考释者仅1000多字，最多不超过一半。但在其余单字中。不少单字可用古夷文释读。可见在创造与使用甲骨文时，已再用了一些古夷文字。时代距今3000多年。
    黄河上游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刻文符号，也可用古夷文释读。时代距今约5000-3000年。
    此外，神州内其他地区，国外一些地方出土之刻划符号或古文字亦可用古夷文释读者。
    上述材料说明什么问题呢？
    （1）、中国古代以来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文字系统：一是古今彝（夷）文，多为古代夷人和今之“彝族”使用；一为古今汉文（指夏代陶文，商周之甲骨文、金文等演进成之汉文），在华夏族和汉族中使用，现代有为各族共用者。
    （2）、两类文字各具特点。古彝（夷）文创造时间最早，多为符号式，载体多为陶质，使用办法简便，内容多为日常生活记录，一开始就为广大人群所使用，故流传地广。古甲骨文汉文系统，创制时代较晚，其中已使用了古夷文字，两者已有了交流，多为图画类型，载体较贵，使用办法复杂，为专人所掌握，故未能广泛流传，只在皇室和国家王权者中使用，内容主为占卜、祭祀方面的文字。
   （3）、古夷文在神州广为传播使用的情况，不仅说明它们创造年代久远，更说明它们一开始就是为广大人群所使用之工具，多数人都会运用，故它能随着人群的迁徙而在所到之处使用并留下遗存，是真正记录人们语言和记录生活所历之事或物的手段或工具。由此，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在“桑田期”形成、出现之“持弓射箭”进行渔猎生活的人们（即“土著夷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有一个向四方，尤其是向西方，沿着大江、大河的不断移徙的过程，并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地与各地的原有人群结合，创造了一个新时期的文化和文明，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新的氏族、部族（包括家族）、甚至部落。促使社会进入新时期——文明时代。
    （4）、在古籍中，如《史记·武帝本纪》等，有一种称边地人群为东夷、南夷、西南夷、北夷、东北夷等之名，日本有虾夷之名，或称“众夷”等；美洲也有“九夷”之称等等。由此可见，这种持弓射箭之“土著夷人”流传范围之广。这与后出之古夷文广为散布之状况相呼应。

10、古族、徐族的形成

    自人类出现以来，其最初的关系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带来维繫的。旧石器时代前期，人们生活在原始群中，人类的繁衍是通过杂乱的婚俗实现的，谈不上血统。进入旧石器时代后期与新石器时代初期，即在距今20（或5）万年后至7000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也不能称为完全的血统关系。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7000至5000年左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关系中，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夫妻小家庭的形成，社会组织逐渐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整整的完全的血统关系得以确立。至距今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或统称的龙山时代，已进入已城池为标志的“古国”时代。这时家族、宗族、群落（或部落形成）。其后在夏商周三代，家族、宗族成为古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氏与姓出现。秦汉以后，又姓氏合一，氏姓不分了。而社会万姓林立，百姓掌权的状况已成为社会的基础和共识了。
“沧海桑田”之变后，神州大地的中国文化，虽也含有海洋文化之内容，但主要是一二三级阶地的文化，即距今约一万年来发展演进的大陆文化。古代氏族、部族、民族之一的徐族的形成与演进，主要是在这一区域内进行的。
    前述：炎帝族神农氏时期之到来；黄帝族称霸中原；荆楚苗蛮南移等，基本上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7000-5500年）和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500-4000年）。这时，随着生产力的反站，私有制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男子权利的加大，母系氏族公社解体，父系氏族社会随之诞生。但父系氏族公社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出现与存在，就预示着文明社会将要出现，古国即将产生。母系氏族公社的产生（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5万-1.2万年或稍前），意味着人类刚形成时期所组成的社会组织——原始群团的瓦解，在群团盛行的杂婚制，即不分母女、不分老少婚制也随之废除。母系氏族公社的瓦解，也就意味着以母系为主的血缘群婚（包括社内氏族间血缘群婚和氏族外各公社之间的血缘群婚）制的废除。同姓不婚的一夫一妻制开始建立（父权酋长等一妻多妾或一夫多妻制为例外，这为权利的表现）。
    姓氏在母系社会时期，姓主要是指以共同图腾、崇拜物或祖先等为标志所形成的族或部落，他们可以称姓，其下属者则只称氏了；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多以地域分封或官功赐姓，其受赐者可以称姓，其下属者则只称氏。其后，随着地域国家的普遍建立（约在东周时期），姓氏之差异，日渐泯灭；秦汉以后则合二为一，再无姓氏之别了。
    故此，在广大的中内地区以“黄帝族”为首的群落或部落组织，实际上已步入文明初始之方国时期，其后到唐尧、虞舜阶段，他们以晋南为大本营，联合东方各部落，组成了更为强大的古国。这时期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大体上可以晋南发现的陶寺文化相对应。到夏禹、夏启建国成功，都城定在今偃师二里头遗址区，这时华夏民族开始形成，中国历史步入三代王国时期。
    虞舜部落及其文化是在以“东夷”文化为主，广泛吸取王湾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等当时之先进文化后形成的怀念和文化，其表现就是河南永城造律台发现的“造律台类型”的文化；其族群则由持这些文化的主人联合而成，故其人众多势众，在尧以后，继承联盟酋长，实古国之君。虞舜群落或部落虽加入了黄帝族、羌族等部落联盟，但其主要是东夷部落，属于太昊、少昊、炎帝系统，与黄帝族为两个不同的族或部落。山东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早在上世纪中期所著的《炎帝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提出了炎帝与黄帝不仅不是古史传说中的兄弟，而且也不是一个族的论段，并论证了各自的源流。
    虞舜时期在人们的血缘关系上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建立，早已进入了既知其母又知其父的阶段。家庭是在私有制产生，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建立，社会进入父系氏族身会以后才出现的最基层的社会单位和最小的经济单元。家族、宗族又是在同一血缘的众多小家庭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成为古国和三代时期宗族社会的主要构成单元或者说为当时社会组织的基础。
    正当虞舜部落联盟或者古国壮大发展之时，距今4000多年的一次大洪灾又降临了，其洪水从黄河、长江上游滚滚东流，奔泻而来，沿岸均受其害，“滔滔怀山襄陵”，对一个已定居多年的社会和人群来说，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情景，留下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故在传说中屡闻。其灾情在考古发现中已屡见不鲜。如在黄河上游、青海民和县喇拉遗址中，就有房屋被淹，男女老少14口人惨死房中的悲惨情景。黄河下游之山东龙山文化区，长江下游之良渚文化区，均遭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良渚文化从此后基本小时，山东龙山文化也溃不成军，据建国后半个实际以来，在同一个范围内出土的文化遗存统计：洪水前龙山文化遗存达到1300多处，洪水后再次出现的岳石文化则只有300处了，减少了73%，可见人口死亡，生产遭毁，文化损佚的惨状。这不是工作的不足，是实际遗存之减少，恢复不起来之故。据《史记》等文献记载，虞舜部落联盟中有一个重要部落及其首领，即伯益（或柏翳）。他协助禹治洪水有功，并发明水井，使人群可以远离水居。开辟了生活的新田地；他协助舜驯养牲口，反之牲畜，使部落国家财富增加，府库充盈（或赢）。
传说伯益部落为虞舜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之一，如前所述，它属炎帝族系统，与黄帝族系统无关，更无血缘关系。
    伯益部落居住活动之区，正位于黄河冲击扇上，即黄河水出山进入平原之处，所以当大洪水泛滥之时，则首当其冲，为水所害。伯益部落人群面对灾难，一部分迁往高处躲避，相当部分如所谓的伯益长子（实为一大部落）等被迫搬迁，进入山西、河南，甚至陕西高地。其后在山西演化繁衍出之“赢赵”，在陕西繁衍出之“赢秦”均为其后代。迁入河南山地者，有的就臣服于夏族部落。后来洪水退去，夏族立国，即历史传中鲧、禹治水有功后所建立之夏王朝。夏王等为了巩固统治并向下游灾区扩展势力，就将伯益部落中之臣服者或在灾地固守者（即若干部落或方国）加以分封，赐姓建国。伯益部落之次子若木，实为比所称为“长子”者（大廉）部落较小一些的部落，就被分封赏赐到“徐”地，故此被称为“徐姓”、“徐氏”并建为“徐国”为夏时“古国”之一。
    若木初封之“徐地”，据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考证，在今山东曲阜一带。故“徐姓”、“徐族”、“徐国”均由此而来。若木部落为伯益“赢”姓部落之一部分，故也可称“赢徐”、“徐偃”（“偃”与“赢”一音之转）、“徐奄”（“奄”与“赢”也是一音之转，并有淹没之意）。“赢”、“偃”、“奄”古可互用。故此，我们可以说，探索徐氏之血统关系，最早也只能溯源至伯益时期，以若木时期最为适宜。如果把源溯至黄帝则是无根据之比附，根本无血统可言，这里今之编族谱应努力避免的。
    若木部落在山东曲阜一带的徐氏故地（也是水灾之地），繁衍人口，发展生产，积累力量并不断向外扩散。他们与滕县等地异姓国“薛”等友好相处，又与同姓之郯国、莒国等联合共谋发展。其后，势力渐大，就开始扩张，向西北达到了今之河北徐水一带，向西南进到今之徐州一线，向东进到今之郯城地区。他们以“徐族”、“徐偃”等为名，大大发展了东边夷人（简称东夷人）之势力与文化。故今郯城，仍有以“豹公墩”为标志之徐族始祖陵之传说。郯城最初为“土著夷人”等所形成之炎帝族（即以“鸟”等为图腾，太阳为主神崇拜，以火火（或日火）或火火山（或日火山）为徽号之族人所居之村落，其后随着防卫、防灾等的需要，加筑围墙、围濠甚至城墙，而形成今之“郯城”。
    徐族是山东中南与东南部之大族，他们是以最早之“土著夷人”为基础在太昊、少昊、炎帝，甚至蚩尤等古族的连续发展中形成的。他们与夏朝势力并行发展，与山东各地之东夷人一起，在洪水淹没的废墟上，逐渐创造了岳石文化，至今还留下了大量遗存。同时，与其他东夷人一起，参与了后羿、寒浞与夏太康等王的争斗，使夏失国，后在夏少康中兴中又展开了新的争斗，最后直至夏桀之亡。故一个最为现实的结果是：在有夏四百多年的岁月里。山东地区一直是东夷人所创造的岳石文化的天下，夏文化一直未能进入。所进入者，只是属于双方文化交流的性质。如夏之著名器物“鸡彝”就是吸收东方夷人文化的结果。
    在夏王朝统治中原之时，以吞鸟卵而生，以鸟为图腾的商族，在太行山东麓，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兴起，在吸收各古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支先商文化，一支蓬勃发展的商族。在距今3500年左右，以商汤为首领的商族，南下中原以郑州等地为基础，向西一举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商朝早期之末，由于对被征服的夏朝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又开始了向四周扩张的活动。大概在早期势力达到了山东西南部，建立了商的小据点。这时商之势力羽翼未丰，同时与“徐奄”等同是以鸟为图腾之族，还能和平相处，并称“商、奄”。但到商朝中期以后，尤其在济南大辛庄等地建立了强大的据点以后，即在商王武丁朝以后，征人方、尸方（即均是包括徐族在内的东夷人）之战大兴，但他们并未占到多大便宜，反而是商王等征东夷而丧其生，最后为西周所灭。
    徐族在商朝的征战中，未受大损反而有所发展。只是在西周建国后周公东征时才受到一次打击，被俘之“徐氏”作为西周之战利品被送与鲁国之王伯禽为奴。此后，徐族受鲁齐等国之压迫，逐渐将势力南移，向苏北、皖北等淮河流域发展，并日渐强大而被称为“徐夷”、“淮夷”。到西周穆王时更成为东方30多国的首领。其首领徐诞称为“徐偃王”，也称“驹王”者还率部西征以望天下，国势达到极盛。后兵败，势微，成为春秋各大国争夺之对象。最后于公元前512年被灭。但徐族、徐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还是巨大而深远的，故在《禹贡》等书编成之时，地分九州，仍将这一地域称谓订为“徐州”。后来，虽经历代改制变化，其名称依旧，并沿用至今。
    徐国灭亡后，徐族四散奔逃，在一个时期似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但徐族到底是历史悠久，有文化积淀并底蕴深厚的族群，经过一个时期的沉寂后，终又兴旺起来。在宋期朝所编的《百家姓》（此只为书之名称，并非只有100个姓氏）中，徐族根据发展的状况，其排序已列至其中之150位。但到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登记，不仅是百家大姓之一，而且其位已列至第十一，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百分之一点多，绝对数近2000万。
    徐族人才辈出，成就卓著，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十分杰出。他们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都是十分巨大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徐氏家族或宗族千百年来，为使其传承有序，便于发扬其优秀传统文化，其编谱、续谱志之举，历代相继，至今不绝。
    追忆过去，缅怀先人，后代子孙只有秉承其优秀传统，将其发扬光大，为振兴中华做出新的贡献，才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方向！今天宗亲相聚为之续谱，其目的也不过如斯而已。

                                 2004年桂月初稿
                                             2005年年季春二稿
                                             均于京华金紫园